陈学仁：洪水不仅是自然灾害，也要研究其中的“致灾机制”

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克里斯·考特尼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陈学仁。他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研究中国环境史和城市史。他曾在武汉生活过一段时间，其间对武汉炎热的夏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不久，在他带着新书《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重返武汉时，他告诉来到书店的读者们，下一个他要研究的问题是“武汉人以前是怎样度过盛夏的”，读者们笑成一片。武汉人对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在行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龙王之怒》获得了2019年费正清奖。陈学仁的这本书，着眼于武汉这座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和环境因素——长江，历史上武汉曾经频频受到长江洪水的侵袭。

1946年7月出版的《科学电报》杂志（第十二卷第八期）封面上就画了一幅设想中的大型水利工程，封面图注称：“未来的扬子大坝，除可利用水力大量发电外，将使长江流域灌溉受益，航运畅通。”可见，治理长江曾经长期是中国人的理想。

1931年，除了“九·一八事变”，中国还经历了另一场灾难，就是长江水灾，中文世界也称其为“江淮水灾”。武汉首当其冲，在波涛冲击之下，成了一片汪洋。当时各方的反应，交织成一幅水灾之下的历史众生相：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接踵而至的日本侵略者、遍寻生存之所的难民、临时营运的水上交通、饥荒与血吸虫病扩张……一则谣言开始流传，说这次洪水是行云布雨的龙王出手报复。

《龙王之怒》还原了这场灾害鲜活的现场，提出灾害不应被遗忘。陈学仁提出的“致灾机制”，旨在分析并更全面地认识灾害的发生原因。构成灾害的不仅自然力，洪水的形成有自然风险影响的一面，也包含了洪水发生前后人的认知与应对。“致灾机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而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被淹没的城市

根据陈学仁的测算，1931年洪水影响的面积十分巨大，大约有1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半或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土地面积之和。华中八个省份受灾严重，黄河和大运河也遭遇了严重的洪水。当时，南至广东，北至东北，西至四川，超过十个省都发生了洪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灾害。受灾总人数可能达到5300万，是当时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书中援引当时的官方报道称，大约有200万人遇难。

但这次灾害得到的关注并不多，《龙王之怒》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本专著。此前李文海等人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章博《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孔祥成《民国江苏收容机制及其救助实效研究——以1931年江淮水灾为例》等文章，曾作过局部地域或长江流域不同地区的分析。

在1931年洪水最严重的时期，百吨重的帆船可以在武汉的街道上航行。电力中断，每到晚上，城市就陷入一片黑暗。8月下旬，一艘木船撞入油库，引起了大火，一连烧了几天。这件事上了当时的主流媒体，《中央日报》《东方画报》《北华捷报》《汉口先驱报》都做了报道。大火带来了一束特殊的光源，照亮了被水覆盖的城市，也照亮了住在树上、飘在木板上的难民们。

城市贫民群体没能为应对溃坝做好准备。1931年春夏，天气闷热，降雨不断，强风暴连续来袭。人们目睹长江和诸多湖泊水位上涨，感到慌乱。贫民们的办法不多，他们用芦苇编织的墙和茅草覆盖的屋顶仅能稍加抵挡风雨，天气一旦大变，他们的板棚就风雨飘摇。涨水后，贫民聚居区的屋群就已开始被淹，他们必须拆掉小屋，搬去地势高一些的地方暂住，与聚集的乡村难民争夺地盘。串联城市的内河开始漫溢，低洼区积水严重，洪水与污水混在一起。

1931年7月22日，汉口以北丹水池的一段外围堤坝坍塌，洪水淹没了20世纪初被开垦的一片土地，北郊菜市场菜农们居住的地方、中山公园及其周边的居民区也被吞没。受灾居民近5000户。洪水还流入了武汉外国居民的娱乐区，包括赛马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和游泳池。洪水形成了面积很大的洪泛湖，大风吹过湖面，形成了巨浪，将淹没区域残存的房子打得粉碎。

平汉铁路一度成为新的堤坝，当时的市政当局派出数百名工人加固路堤，他们用沙袋和石头对抗洪水，试图堵住缺口。但在8月1日，一包沙袋上的一个小洞很快演变成漏水点，导致铁路堤防崩溃。当时的人们敲锣示警，通知附近的居民抓紧撤离，这显然太慢了，路堤旁的棚屋区瞬间被淹，很多居民深夜在睡梦中丧生。

武昌当时也出现了洪水，居民纷纷走避。城郊发生溃坝之后，10万居民涌入市中心。对那些房子还能幸存的家庭来说，人们尽力从不断上涨的水中打捞财物，往尽可能高的地点或楼层转移。书中提到，由于浮力在水淹时很关键，拆门板变成流行的做法，很多人把物品放在木桶、木盆里，以便至少可以漂在水上。

水上城市奇景

陈学仁对洪灾发生时的城市环境感知也十分敏锐。他发现，很多资料中记录了当时城市的声音现场。洪水还没有特别大的时候，骑自行车或开汽车努力行驶过积水路面的情况还很多见，但随着涨水，汽车、自行车和人力车都消失了，这使市中心变得安静异常。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听洪水的水声就更加真切，划桨的声音和船上人们的言语声也变得更清晰。市中心搭建了一些竹制的人行道，形成了一整套的水上城桥梁网络。人们挤在上面行走，竹桥也在发出摇晃的声音，更催人忧虑。

无忧无虑的孩子们总是意识不到状况，在陈学仁笔下，经历了1931年水灾的武汉小孩还在玩水。警察一直在努力把人们从洪水中拉上来，以免出现疾病传播等公共卫生问题，但这些在木桶里漂浮或游泳的小孩，实在是难管。有的地方水污染程度较低，人们无事可做，就游泳、钓鱼，环游洪泛湖，慢慢等水退下去。捕到了鱼，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也可以美餐一顿了。

很多湿地生物在洪水淹城期间占领了城市，除了鱼类，还有青蛙、鸭子等，它们会游进电影院、俱乐部。为数更多的陆上动物生存境况则非常凄惨，数千只鸡、猪、狗、猫在最初的洪水中淹死，幸存动物们在屋顶上或水面漂浮的碎片上等待，它们更缺少食物，但根据陈学仁的研究，很多武汉人对这些受灾的动物都伸出了援手。陈鹤松《武昌灾区实地视查记》中提到，人们救助动物除了有卫生上的考虑，也是因为人们对这些同处绝境的生物有怜悯之心。

陈学仁认为，当时的武汉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城市，以至于有一些市民并不相信这么多先进的设施和生活方式居然无法在洪水冲击下保护自己。但水淹之后，一些安全问题恰恰是由现代设施造成，比如塔架倒塌、电线甩入水中，曾造成高达50多人触电身亡。失去供电之后，人们也没法再用电风扇，喝不到冰镇饮料，吃不到冰淇淋，最后只能用扇子扇风，尽量避免在8月的盛夏过得太惨。洪水冲毁街区之后，无家可归的人们更惨，当气温达到35℃，他们不得不在毒辣的太阳下暴晒。

自来水系统瘫痪之后，慈善机构用船只分发开水，但短缺严重，后来采用漂白粉处理洪水，让人勉强饮用。但洪水早已混入泥土、碎屑、腐烂物、化学品、粪便等，味道堪忧。

洪水大范围淹城之后，任何可以找到的干燥土地上都挤满了难民，学校、寺庙、教堂、旅馆和仓库都被挤爆了。很多人还在堤坝顶部、树杈上等一切可以尝试的位置，用拼凑的材料搭建小屋。三万人在铁路路堤上排成行建立临时居所，两万人在汉阳的“孤岛”黑山上落脚。这些难民在搭建小屋时发挥了不同寻常的聪明才智，他们用的是从洪水中打捞出来的瓦砾、木料，以及较容易找到的芦苇、竹子等材料，人们用这些东西搭建3米长，宽和高均在1米左右的小房子。后来，政府救援机构从这种做法中得到了经验，用同样的做法，委托难民用竹子、席子、芦苇等建造成片的收容所甚至医院，用来尽可能多地安置受灾居民。陈学仁认为，这些关键时刻用上的知识，是当地灾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份后人研究时应该重视的遗产。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

[英]陈学仁著

光启书局202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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